诡异的信号，大学正在跌落神坛，家长却忙着批量催生“预制娃”。近年来，大学学历的平均回报在下降，但家长对升学的投入还在增加，甚至提前到了孩子还没开学的时候。从稀缺资源到大规模配置，普通大学文凭就很难再带来明显的收入优势。一边是大学出口的回报在变薄，一边是教育入口的投入在前移。大家都把学习时间往前挪，孩子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好大学名额；大家都把考试准备做得更早，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回报也没有同步变高。尽管大学学历的“含金量”下降，可升学竞争并没有因此退场。国家这两年反复强调“反内卷”，针对的也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这种无效、同质化、不断抬高成本的竞争。沿着这个逻辑，教育阶段同样需要降温。少数顶尖大学、稀缺专业和高门槛职业仍有学历溢价，但那是少数人的高门票，不是普通人的终身保险。因为大学文凭虽不再保证结果，却仍然承担着筛选和分配机会的功能。于是，家庭面对的不是一场“投入多少、回报多少”的普通投资，而是一场相对位置竞争。扩招扩大了大学的总量，却没有把所有学校、专业和机会变成同一种东西。这个规定针对的，不是某门学科提前讲了几周，而是教育竞争不断前移，正变成了一个和产业内卷相似的治理问题：成本越来越高，整体收益却没有同步增加。好大学的名额有限，热门专业有限，更好的城市和岗位也有限。每个家庭的防守性加码，叠加起来，就是整个系统的无效竞争。只要分数仍然决定一部分学校和专业，只要学历仍然是很多岗位的入场条件，家长就会把那套最熟悉的东西抓得更紧：分数、排名和学习进度。你多投入一小时，未必让所有人的结果变好；但如果别人都多投入一小时，你不跟上，就可能从原来的位置掉下去。甚至毕业一两年后，文凭未必比一两年的工作经验更值钱。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接受的训练，就是用更多时间重复标准答案、用更高成本争夺有限排名，那么等他进入社会后，最熟悉的竞争方式，仍然可能是模仿、加码和相互消耗。所以，“预制娃”真正暴露的，不只是家庭教育焦虑，而是一种旧竞争模式已经深入到社会最前端：我们太擅长教孩子如何在既定规则里超过别人，却很少训练他们如何发现新问题、创造新价值。成本上升不是为了直接换来更好的就业，而是为了不在筛选赛里早早掉队。从单个家庭看，提前学、反复练、抢跑课程，并不完全是不理性的。教育部已经明确，学校不得超标超前教学、频繁考试，也不得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企业不能靠低价、补贴和重复投资挤压同行，地方不能靠同质化项目争抢资源，教育业不能靠更早学习、更多刷题，把竞争不断提前。这个暑假，“预制娃”成了一个新词：家长趁着假期，把下学期的课程、重难点和习题提前学完；等到开学，课堂只是“二次加热”，考试再来检验一遍。教育是很多社会竞争的上游。这才是内卷最残酷的地方：收益下降和成本上升可以同时发生。看起来矛盾，其实它们共同暴露了同一个变化：大学学历不再是稀缺的硬通货，但学历的筛选功能还没有退场。教育部公布的2025 年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61.3%，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4872.57 万人，本专科与研究生毕业生合计超过 1220 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