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个月，印度统计与计划执行部公布了2026-27财年第一季度（4—6月）经济数据：名义GDP增长10.3%，实际GDP增长7.8%，显著高于印度储备银行7.0%的预测。但数字一经发布，质疑声随即而至——当季GDP平减指数仅为2.3%，而同期批发价格指数（WPI）通胀已逼近10%，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使“统计戏法”的批评迅速蔓延。一个商人如果想投资制造业，能去哪里。约30%的项目被征地法律卡住，另有30%被环境机构卡住。长期以来，有人声称印度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然而，这套说法对普通公众而言，难以消解核心疑问：经济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在滑向低谷。但证券投资并不形成绿地或棕地投资，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而这两者都在下降。印度公民不相信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进一步看，2014—15至2024—25这十年大致对应莫迪政府两届多任期，为什么增长率会呈现这样的格局。我很久以前就区分过三种价格指标：批发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以及“价格感知指数”。但更重要的是，统计争议只是症状，不是病根。同期，批发价格指数上涨9.4%，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9.2%。如果以这两个价格指数中的任何一个，对10.3%的名义增长进行平减，得到的季度实际增长大约只有1%。拉胡尔·巴贾杰多年前就对阿米特·沙阿说过，商界的信心从哪里来。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增长率与过去相比并没有显著不同。前财政部经济事务秘书苏巴什·加格更以旧基期数据推算，称实际增长仅约2.6%，让这场争论从学术圈蔓延至公共舆论。教育系统学习成果差，大学毕业生不可雇佣，却又产出硅谷顶尖人才；腐败与政治裙带阻碍改革。与价格上涨相比，批发价格指数尚不充分，生产者价格指数更具参考意义。这一季度正值美以伊战争期间；而作为同比基期的去年4月至6月，则处于“辛杜尔行动”进行之时。印度政府宣布，本财年第一季度，即4月至6月，GDP名义增长10.3%。许多人还通过迪拜黄金签证、美国特朗普金卡或葡萄牙等地的居留计划移居海外。然而，官方仅以约2.3%的平减幅度，便得出7.8%的增长率。但政府将基年从2011—12改为2022—23时，本应同时公布新旧两个基年序列下第一季度及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估算，使公民能够判断基年变化究竟带来多大差异。拉丁语有句话叫“后此，故因此”，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真正的病根，是巨大的信任赤字。要恢复透明，国民账户统计的基年应定期更换，平均约每十年或稍长一次。数据发布后，日本某机构还上调了我们的信用评级，这是前所未有的。根据政府公布的国民账户数据，2014—15财年至2024—25财年这十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6.2%，与1990年代中后期拉奥时期以及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瓦杰帕伊时期的实际GDP增长率差别不大。据说每年有20万人放弃印度国籍。围绕当前印度GDP增长的争议，我认为首先要澄清一个基本事实。我认为存在一种恐惧因素。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迪帕克·纳耶在该节目中的发言内容，经编译并整理成图文形式，内容有删减。但现实恰恰相反：收入基本停滞，至少相对停滞，而价格却持续上涨。政府没有这样做，结果这种解释对普通公民而言缺乏实际意义。问题不在于能否使用平减指数，而在于必须更透明地说明：为什么所选平减指数会与公众可观察到的任何价格指数相差如此之大。官方对此有一套解释。缺乏产业政策、国内投资与FDI疲软、开发银行被拆解、不平等加剧，共同造成“无就业增长”和增长幻觉。当然，如果收入从100卢比涨到10000卢比，洋葱是10卢比一公斤还是1000卢比一公斤也许并不重要。但当我们宣称自己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时，必须同时承认同一幅图景的另一面：有8亿人依靠政府提供粮食和各类消费补贴。家庭主妇不需要看报纸，她去市场买蔬菜就知道现实如何。而且，从可观察的数据看，实际增长明显低于名义增长。若不能说明，就难免被视为一种糊弄。此外，我在孟买与许多人交谈，多数人都认为存在少数受惠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疑问：在通胀如此之高、无论采用何种尺度衡量都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为什么只作2.3%的平减。于是，统计数字与生活体验之间的裂缝，便进一步加深了信任赤字。这场争议背后，是印度制造业长期缺位、就业创造乏力和结构改革迟滞的深层困境。原因在于，产出构成和不同组成部分的权重会发生变化。几乎无处可去。这就是为什么不需要太多空间、限制较少的服务业反而在增长。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我并不惊讶。但我不愿把因果关系简单归于这一点。转移支付本身无法真正消除贫困，真正的出路在于创造就业，让人们获得可持续的生计。原因何在。我不点名，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如果你不属于其中，就几乎没有机会。首先，私人投资占GDP比重2014年约为11%，但过去七八年一直徘徊在10%左右，国内私人投资没有增长。因此，官方澄清即便看似合理，也难以令人信服——并非逻辑本身完全不能成立，而是信任已经缺失。【文/迪帕克·纳耶】。信心不足，部分源于对印度执法局和严苛法规的恐惧。当然，其间新冠疫情曾有两个年份压低增长率，但疫后复苏又推高了增长率，因此这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政府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双重平减”，即同时考虑产出端和投入端的通胀。接下来要看更大的图景。除少数受惠者外，印度企业不在印度投资，而是转向海外；印度人对外投资不断增加，甚至包括中国。围绕这一局面，著名印度及国际经济学家、德里大学前副校长迪帕克·纳耶（Deepak Nayar）在“Mani ki Baat/ Suneet ek Saath”节目中解析了增长率争议的技术细节，并指出：无论官方统计和宣传如何，公众在实际生活中感受不到相应增长，信任赤字已主导公共舆论。事实上，普通人对经济现实的判断，往往不来自官方统计，而来自日常生活。这是家庭对每天在市场上购买的必需品所形成的价格感知。（印度的财年从每年4月1日开始，至次年3月31日结束）。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竞争性的民粹政治和机会主义政治，不可持续。他认为，印度增长并未发生在制造业——而制造业本应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逃离低收入农业的唯一生产性出路；近期增长主要来自服务业、建筑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质量低下。它说，GDP是增加值概念，隐含价格平减指数来自现价和不变价估算，因此产出构成、相对价格以及GDP各组成部分价格的变化，都会使GDP平减指数不同于所有价格指数，也不应与任何单一价格指数一一对应。土地征用也是大问题。在家庭主妇的感受中，土豆可能比去年贵了一倍，西红柿可能涨了250%，达到六个月前的近三倍。与此同时，按流入与流出净额计算，外国直接投资停滞或下降；外国证券投资过去两年流入转为负值。唯一例外是2004年至2008年，当时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期，各经济体增长率普遍更高。